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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英雄传》之【不死的高桥】(07 08)

来源: 宁城信息网 新媒体编辑:王健 时间:2020/1/2 17:33:23 点击:3527次

王辅睿

      熟谙游击战术的高桥,不仅善于捕捉战机,关键时刻握紧拳头狠狠打击敌人;更知道在日伪10余年统治严密的伪满地区,充分运用手中有限的兵力,分兵以发动群众,对坚持与开辟根据地的重要。他耐心地引导干部战士,克服“主力就得打大仗”,“小打小闹不过瘾”的惯性认识,明确提出了“打小仗,集大成;集小胜,为大胜”的指导思想。领导部队坚持集中与分散相结合,以分散为主的方针,叫敌人永远摸不清我们的方向,也让老百姓时时都看到我们在战斗。

     为了提高连、排独立活动的能力,他不仅明确提出放下主力架子,不打强攻仗,不打消耗仗,不打无准备的仗,而且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以制度规定,部队在分散活动时,每到一地都要做到“五调查”,即调查驻地周围敌情;调查群众疾苦和要求;调查抗日政权组建情况;查看驻地周围地形,做好战斗部署;查铺查哨,加强部队的安全。进行“两宣传”:即宣传抗日救国;宣传我军纪律。学会“两建立”:即建立抗日政权,建立群众组织。强调部队在分散活动中,要听从当地政府管理,尊重地方干部,请求地方干部配合,协助政权工作。对战斗中夺取的战利品,除重要的军用物资外,尽量交当地政权和群众,解决群众疾苦,提高政权威信。这些明确的制度和规定,引导干部战士自觉地由点滴经验积累到一整套的经验,把一支坚强的战斗队,变成了熟悉政策、有群众工作能力的工作队,和地方干部密切结合,如鱼得水地活跃在群众之中。

     承平宁的游击战争,没有后方。频繁的战斗没有间歇,部队往往三两天就要打一仗,有时甚至一天就打两三仗。部队时有伤亡,新成分不断补充。又经常处于游动分散状态,几乎没有条件进行集中休整和训练。为了保持部队的战斗素质,高桥提出了“边战斗、边训练”的建军思想,强调抓紧日常严格的养成教育,组织连、排充分利用战斗空隙时间,结合实战进行训练。战斗技术以应用的射击、投弹、刺杀为中心,战术训练以总结战斗经验为主,把行军变操场,把战场变训练场,把总结经验变课堂。对新入伍的战士及时讲形势,讲任务,座谈诉苦,提高新战士的政治觉悟,自觉为解救受苦受难的同胞勇敢战斗。这些行之有效的制度,有力地保证了部队昂扬的斗志和坚强的战斗力。顽强地抗击着胜我十几倍的敌人,并在十分艰险的情况下,不断消灭敌人,打乱敌人部署。

     作为一个地区的军事负责人,高桥十分注意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三区队进军承平宁后,受到敌人残害的承平宁抗日军民斗志更加旺盛。原有的承平宁第二武装中队迅速恢复和提高了战斗力,在联合县办事处直接指挥下,又建立了以红枪会员为骨干的一个基干队。各区陆续恢复和发展了一二十人到三四十人的区小队,初步形成了地方主力、县基干武装和区小队相结合的战斗体系。在作战中,高桥强调要把地方武装,特别是区小队,放在辅助方向和次要位置,既使他们能经受战斗的锻炼,又使初生的群众武装减少和避免挫折伤亡。高桥和各连队还不断以缴获的武器支援地方武装,并派适当的干部帮助建设新的区小队。

     统一战线是制胜敌人的法宝。黄云、高桥、周治国都身体力行,高举民族的旗帜,发扬民族的优势,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壮大抗日力量。各地许多爱国士绅、知名人士、知识分子、医生、商人甚至敌人营垒里的伪军官、警官、基层官员、维持会长等等,都以不同方式投入或支持抗日。不少人就此真正转过来,成了抗日政权的基石。承德县回树沟的甲长丁越积极站在抗日营垒,在他的安排下,他管辖的刘永山、李永奎、高寿享、周凤林、朱振和、李俊、任志、任国恩、任国军等9个牌长,全都当了八路军的办事员。使回树沟的伪政权成了真心向我、假意应敌的抗日“两面”政权,回树沟便成了秘密的抗日堡垒。

     在承平宁工委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齐心协力,承平宁抗日根据地建设迎来了一个新的大发展的转机。高桥部队威震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之间,群众抗日烽火点燃在老哈河两岸。周治国率领地方游击队在长胜沟盘道梁设伏,歼灭了伪喀喇沁中旗协和会事务长仁科信夫率领的协和兵,击毙了诡计多端的特务头子仁科。张野溪基干队在第二中队配合下,智取锦热铁路线上的宋杖子车站,击毙老牌特务马场,拔除了监视铁路线的暗钉子,打开了开辟凌源的通道。高桥亲自指挥部队在存金沟痛歼了气焰嚣张的蒙奸韩全福骑兵讨伐队的两个排,为开辟宁城西大山扫清了障碍。三区队副政委郑紫明率一连东出建平,支持周治国率领的锦热边远征工作队,开辟了建平南部沙海、深井一带的桥头堡。到1944年初,承平宁抗日政权活动区域扩大了将近一倍。除原有光头山四周4个老区外,又先后建立了五、六、七、八4个新区。在包括承德县的东、北部,平泉县大部,宁城县全部以及凌源县西南部、建平县东南部、喀喇沁旗南部、隆化县东北部、围场县东南部边沿地带,总面积约1.1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的土地上,领导人民开展着抗日游击战争。

     伪满洲国热河省当局用来对付八路军的最恶毒的策略,就是制造“无人区”。

     日军制造“无人区”,最早是在东北三省用来对付抗日联军。法西斯强盗直接使用武力,在深山老林到处毁灭老百姓的家园,制造所谓“民匪分离”的“绝缘体”,以求割断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敌匪欲穿无衣、欲食无粮、欲住无屋,杜绝其活动力之根源”,对抗联赖以生存的土壤进行“拔根断源”式地摧毁。

     伪满当局把当年在长白山地区疯狂制造“无人区”,残害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将军的罪魁祸首岸谷隆一郎以及他率领的那些集中了兵痞、叛徒、惯匪的讨伐队,全部调来热河,倾全力推行承德日本宪兵司令部拟定的《国境地带无人区化方案》。热河日军坦白承认:“中共现在所采取的对日战略,是扩大强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坚持抗战,获取最后胜利,积极地动员民众参加协力于抗战工作。”“其情报、警哨之作用,有如飞耳长目,比电讯还快。他们所有被服、粮秣给养、宿营、炊事、向导以及警哨、情报侦察、构筑及破坏等军事行动,几乎大半皆须依赖住民。”他们把血淋淋的屠刀直接对准了老百姓,梦想通过制造“无人区”,就能“切断其与民众联系之纽带,救命之纲绳。”

     敌人制造“无人区”的计划,被叫做“集家并村”,主要从两方面下手。

     一是把适合八路军活动的山地,一律划作“无住禁作地带”,把山民的房子全部限期拆掉。到期不拆,一律放火烧光。居民赖以生存的粮食、牲畜、农具、被服等生产生活必需品一律烧光抢光。凡是人可以赖以生存的东西,全部都要捣毁或砸烂。居民限期迁往平地,稍有迟疑和反抗,非打即抓。日本兵甚至像狩猎一样追逐杀害不肯离开“无人区”的居民,把被残害的居民耳朵割下来穿在铁丝上回去领赏。然后,在这样的“无人区”周围埋上红桩子,圈上铁丝网,沿线设置监视哨所和“扫荡”部队,一律禁止居住、禁止耕作、禁止砍柴,禁止放牧,禁止任何人进入,“过界人畜,打死勿论”。

    第二,就是把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山区人民,全部驱赶进在平缓地区交通要道沿线和据点附近设置的“集团部落”。这些“部落”,“直接以警防需要为基点”,四周筑有围墙、炮楼,一般只开南北两个大门,由伪军警把守,任何人不许早出晚归,未经批准夜不归宿便以“通匪”论处。日伪当局明白规定:“必须经常将群众置于有保证的军事控制之下”。15岁以上居民都必须随身携带按有本人指纹的“居民证”,户口、指纹、证明书三项不符,便要被抓捕。“部落”里更加严厉地推行“牌甲连坐制”,一户“犯罪”,全牌负连带责任;一牌出事,全甲均不得安宁。警察特务无孔不入地监视居民一举一动,进入“部落”的老百姓就像进了敌人刺刀统治下的集中营,彻底失去了人身自由和保障。

     “部落”里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一个小小村落,一下子“集”进几百口子人家,失去家园的山民只能勉强盖些简易住房,用几根木头支起个空架子,用树枝柴草稀稀地盖上。有的甚至就在地上挖个坑盖上点茅草。更凄惨的就只能借住别人的畜棚、碾道、破庙,甚至露宿街头。没房、没钱、缺粮、缺穿成为普遍现象。衣食无着,疫病流行,老百姓痛恨地把这样的“集团部落”叫做“人圈(juàn)”。

    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使热河老百姓遭罹了空前的大劫难。三区队按照上级党委的统一部署,以武装掩护,积极组织群众采取磨洋工、拆围墙等办法,破坏敌人“集家并村”的计划。但很快发现,靠有限的兵力并无法阻止敌人靠强大武力推进的战略计划;公开地反抗反而招致老百姓遭受更大的损失和摧残。承平宁工委果断决定,及时改变斗争策略,停止拆“人圈”的做法。把工作重点转入到“人圈”内去开展工作。同时集中党、政、军主要力量,打到敌人的后方去,大踏步向东、向北,开辟敌人尚未进行“扫荡”和“集家”的地区。

     但是,敌人制造“无人区”也步步跟进。1943年底,伪满热河当局宣布完成了“集家并村”计划。承平宁的抗日斗争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寒冬季节已至。承平宁的冬季,气温常常降到摄氏零下30多度。我们的战士只有一身棉军装,一件棉大衣,一顶棉军帽,没日没夜地在冰天雪地里转移战斗。行军时跑得一身汗,在山头上停下来,不到十几分钟,衣裤鞋袜都冻在身上,手脚冻得完全失去知觉。战斗中有时不得不在冰雪里长时间趴卧,有的战士的脚冻成个大冰砣。能找到人家,打一桶冷水,可以慢慢把脚化开。荒郊野外,找不到老百姓家,砸也砸不开,捂也捂不化,实在没办法,只得用火烤。结果,冰溶化了,脚却由白变红,由红变黑,最后竟烂掉了。

     部队一日两餐已经不能正常维持。遇到不停地行军、打仗,战士们常常两三天吃不上饭,体质差的同志被饿得头晕眼花。一次,二连转移到一条大山上,三班一位同志忽然饿得昏倒了。同志们将他扶起,慢慢唤醒,又架着他继续前进。

     到了山顶,他实在不能迈步了,有气无力地对大家说:“放下我,你们走吧。”

     同志们摸着空瘪的挎包和粮袋,一筹莫展,不禁难过地流下眼泪。这时,走过来一位姓赵的老同志。因为他年龄稍大,做事稳重,又有一脸连鬓胡子,大家都亲切地称他“老赵头儿”。

     只见他上前扶住那位同志的肩膀,掏出一个冻硬的熟土豆,塞在那个同志的手里说:“把这个吃了吧,没打垮日本鬼子,不能倒下去,还得挺住啊!”

     那位同志接过冻土豆,三口两口就啃光了。老赵头见他吃下去,有了些精神,脸上现出欣慰的笑容。这时,一位排长湿着眼圈悄声对老赵说:“老赵哇,你也是两三天没进一口东西了。”

     那位饿昏的同志听见,猛然有所醒悟,忍不住大哭起来:“老赵啊,你那么大年纪了,我不该吃你的土豆,我怎么就忘了你也没吃东西呀?我有罪过呀,这可怎么办哪?吐也吐不出来呀……”

     他哭得撕心裂肺,哭得战士们纷纷落泪。也许正是这个小小的冻土豆,居然使这位战士挺过来了。可是,就在第二天的上午,“老赵头”猝然倒下了。指导员轻轻放平他的遗体,擦擦眼泪,对大家说:“同志们可能不知道吧,他是个共产党员……”

     三区的英雄们迎着世上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顽强地战斗着。时间已经到了全国战场局部反攻的1944年。根据党中央战略部署,各解放区战场全面发起春季攻势,重点进袭日军主要铁路交通线,攻击县城,扫除日军碉堡据点。高桥、黄云、郑紫明等三区的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果断决定攻打喀喇沁中旗北部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宁城县城。

     高桥得到蒙古族著名开明士绅韩祐庵和曾担任过伪警察署长的蒙古族爱国人士齐子珍等人的暗中协助,对宁城县城敌人守备情况进行了周密地侦察。又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长途奔袭百里开外的平泉县茅兰沟,消灭了一支150多人的伪“协和队”。牵动宁城的日本兵、讨伐队、伪国兵前去参加搜剿,城里只剩了少数日本兵和几十名伪警察。

     2月6日(农历正月十二),乘敌人内部空虚,高桥集中三区队全部兵力,并组织几百群众配合行动,准备搬运缴获的物资,乘着月色,急行军杀奔宁城县城。

     等部队锯断敌人的电线杆子,掐断了宁城通往赤峰、平泉、天义等地的电话线,把县城的围墙拆了一个大口子,突击队悄悄进了街,敌人尚在梦中。战士们猛打猛冲,机枪一阵猛扫,把惊醒的敌人打得慌乱不堪。

     敌人失去了抵抗能力。秦宝仓连长把守仓库的日本人击毙,缴获了许多粮食、药品、胶鞋、布匹、毛巾、袜子等物资。

     凌晨4点,高桥命令部队撤出战斗,战士们和参加搬运物资的老百姓,背的背,扛的扛,近千人的队伍,连夜向山区胜利转移。一部分布匹等重要物资交给沿途可靠的关系户坚壁起来,大部分生活物资都分给了贫苦群众。

     塞外重镇宁城被攻破,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政治影响。《晋察冀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分别以“祖国国旗插向东北更深远处”和“祖国国旗飘扬东北”为标题刊登了报道,《解放日报》并特意配发了宁城的地理位置示意图。新华社也播发了电讯。1944年6月       22日,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将军在延安与中外记者参观团所作《中共抗战一般情况介绍》的谈话中宣告,我华北抗日根据地“北至热河之宁城”。

      由于这一仗侦察周密,部署得当,行动迅猛,以小的代价取得了大的胜利,晋察冀军区特予以通令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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